鱼儿陪你读 ——《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》part 10

徐泓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，教授。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。1998年前，高级记者，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，。1998年至2002年初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，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兼职教授。

2002年初至今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。

2006年3月起，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， 。

主要研究新闻实务与财经新闻。

著有《新闻写作教程》（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，与刘明华、张征合著）和人物采访专著《大人物　小人物》。

陈虻（chén méng），著名电视人。生于1961年8月30日，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《人物述林》、《观察与思考》等栏目组做记者。1993年7月加盟《东方时空》，出任《生活空间》制片人，提出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”的广告语。2001年1月，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，主管《实话实说》、《新闻调查》；2001年10月主管《东方时空》，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人。2008年1月，陈虻担任新闻中心社会专题部副主任。2008年12月24日因胃癌医治无效逝世，享年47岁。

在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中，陈虻的创作经历，十分丰富，收获颇多。陈虻在电视圈的专业人士中小有名气。

塑其行易，塑其心难

所以“万法归心”，心正则权正，出于我心，归于公心。

对于管理一个栏目来说，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分配是管理的重要方面，其实往往会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，那就是说的“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”。没有钱不行，但钱不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唯一方式和最重要的手段，钱多了反而会把人惯坏。我们光抓物质文明，光抓分配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怎么才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呢？我觉得还得有理想。这理想说起来好像特别空泛，虚无缥缈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理想让每个人都相信，都认为是值得追求的，是可以实现的，那么大家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工作，这就是管理学中所说的全员接受的企业文化。

我们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，并不是说给钱就能做。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，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们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，这边说给6000块钱，那边说给7000块钱，这个对他没有太多的吸引，他更在乎他做的事的价值，钱的绝对值不是吸引人才的绝对标准。有想法的人，他更多的是被你的团队的追求吸引，被团队的气氛、目标，和他个人的需求吸引的。如果这边是6000，那边是7000，他不会衡量这1000块钱在哪儿，因为他所从事的是一个精神产品，团队的精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。因此一定要跟每一位同志说清楚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。如果这个意义真的被全员接受，真的是深入人心了，它一定会起到钱起不到的作用。英国有一本书叫《开拍了》，你一定要说清楚每一次拍摄的目的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拍摄的目的，只有他们理解你了，才会配合你；只有大家都能接受你的目标追求，才会提供一种精神上和情感上的付出，而不仅仅是劳力和金钱方面的关系。

对于生产精神产品人员的管理，和对于物质产品生产的管理是不一样的。因为物质产品，比如流水线生产可口可乐，每一个工人几点上班，几点下班，操作是规范的。而艺术产品是没有定论的，没有哪个作品这样拍是对的，那样拍是错的：一个编导说生活就是这样的，其实生活还有很多种可能性，他只不过选择了这种形式。你没有进入现场，不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用心了，是不是把真的东西拍下来了。在最关键的时候，能否出现在最关键的场合，是对人的一种考验。对精神产品是没有办法直接设定的。最重要是对人的心理的管理，而不是行政的管理。我有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万法归心》，实际上我们对精神产品的管理，更重要的不是对行为的约束，是对他的情感和心理的一种导向和引导。只有他自身具有了一种强烈的欲望，进入思想的状态，才能真正开始思考，不是你要他怎么思考他就怎么思考的。

我们对精神产品生产者的管理，塑其形易，塑其心难。你想让他几点钟上班，几点钟下班，必须打卡，早走不行，晚到不行，这太容易了，管理成这个水平是很简单的一件事。但是你要管理成这种状态：片子拍不好，没有达到他自己预期的时候，他吃不下，睡不着，那就不容易了。就像我当制片人时，我看这两天谁欢天喜地，我一定要找他谈话的。我希望看到我的编导，夸张一点儿说，都是愁眉苦脸的。因为他一直在思考，一直在琢磨这个事，他不会嗑着瓜子跟谁聊大天，他不是这状态，如果是这状态，我一定要跟他聊聊：最近没什么追求了吧。节目的管理首先从人本身开始，对人本身的管理既是一种行为的约束，也是一种对情操、人品、人格的训练，才能够保持团队本身的质量。

读书为的是不遇到不想遇到的人。

读书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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